在他看来，当今的中国尤其需要重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。“要进行斟酌，到底什么叫改革？不能任何变动都叫改革。”

　　他说，中国真正搞计划经济的时间也就20年，但是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。为什么这么多年，计划经济的好多东西还是改不掉？为什么那么难改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改变的一些东西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就有的，是改革当中形成的。比如土地问题。目前，流动人口约有2.7亿。这些人很多来自农村，他们家里的宅基地问题怎么解决？

　　周其仁最近在上海调研时访问了一些生活在上海市区的农民，他们中有的多年没回老家，一家老小都在上海。那么他们在老家的房子怎么办？宅基地能不能盘活？“从常识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你在外地不踏实就留着（宅基地），如果站住脚就可以卖掉（宅基地）。”

　　但在我们国家，这么简单的经济问题，却很难解决。这是因为有两个现实的障碍难以跨越。周其仁说，其一，“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，加进去一条：农村集体的土地不得转让、出让、出租用于非农建设。可以转让，但是转让下去，不能用于非农建设。这个条件一加好多转让就做不成了。”

　　其二，1999年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有一条规定，农村村民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不得转往本村以外。2008年当时的建设部发布的《房屋登记办法》规定，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，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。

　　这两项规定限制住了农民宅基地的流转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两条规定都是改革时期产生的。正是因为有这些规定，虽然重庆、成都、长沙都在做土地改革的试验，但却很难深入下去。周其仁在新疆遇到一个重庆农民，他在新疆发展得很好，但在老家还有169平方米的宅基地闲置。后来重庆搞地票制度。农民拿到地票，可以在市场上交易，这才解决了他的问题。可是土地流转，就碰到《土地管理法》里“宅基地不能用于非农建设”的规定。那么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？

　　周其仁指出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如果要改革，就必须试点，但出台否定性规定的时候，却往往不需要经验支持。比如出台限制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，从来没经过试点。“试点后，才知道允许农民土地买卖，会不会造成农民流离失所，才能决定否定还是推广。”这件事让他觉得，“我们要好好思考改革本身的一些学问。”

　　周其仁说，“我们原来的宪法、土地法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：国有土地、集体土地，不能买卖、租赁、转让。但这个规定到了1988年，遇到了问题。因为外资来了，如果按原有的规定，外资就难以落地、建厂。所以当时就开始调研，最后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。所有权不能转让，使用权可以转让。”为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（1988年）》对宪法第十条第四款进行了修改。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、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”修改为：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。”

　　“中国土地就两种，国有地、集体地。如果按照法制的原则，国有地可以转让，集体地也可以转让，这才叫平权。宪法说的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。1988年年底，《土地管理法》做了相应调整，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。1990年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，但是直到今天，都没有颁布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。”

　　“中国农村一直有房屋流转的习俗，过去的法律也没有禁止。但是后来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，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耕地、森林、自留地、宅基地都是集体财产，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。由此形成了房和地分开的现象，房子可以买卖，地是集体的不能买卖。可是房子盖到地上，所以各地的房屋买卖，都只签房屋使用权的有关协议，没有土地证。”周其仁说，对农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，到了改革时期才了有明确否定的法令出台。这件事情提醒我们，“改革要斟酌，到底什么叫改革？”

　　城市化不只中国有，其他国家也有。最普遍的经验是什么？就是保护财产权，包括使用、收益、转让，这是基本的经济制度。周其仁认为，对基本产权制度要想清楚，再去改去做，不要来来回回地变。“未来30年要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思考。我们今天比过去富裕了，更应该想想常识问题，把我们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制定下来。”